12月12日晚，历时三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三代国乐人倾情参与的“传承”——2016年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列音乐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圆满落幕。作为由学院培养出的中间一代国乐人，此次活动带给我的震撼颇多、感触颇多、思索颇多。

“传承”与“发展”是包括国乐在内的所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课题与使命。“传承”是所有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有影响的艺术形式得以产生的根本机制，也是“发展”的内容与依托。此次系列活动主要由《名师云集》、《薪火相传》、《新锐荟萃》三场音乐会与一场学术研讨会构成。实际上此次活动是由中国音乐学院牵头并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等全国知名音乐学院参与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主导的、50余年来国乐的传承脉络与发展的一次梳理和展现。

中国音乐学院自1964年建校伊始，就汇集众多名家大师组建了器乐系（现国乐系），历经50余年发展，至今始终引领和影响着半个世纪中国国乐艺术教育的发展。此次活动学院直接参与演出的师生就达300余人，是学院国乐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此次展示不仅能使人清晰的感受到“传承”的力量，也能较为全面的看到“发展”的状态。在参与此次活动的新生代力量中，最大建制的族乐器乐团有60余人的规模，包括了从附中一年级学生到研究生、再到研究生毕业生这一序列长跨度的阶梯型结构，并呈现出清晰而连续的传承脉络。“传承”作为一个较大的概念需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与专业积累做支撑。如今这个概念能在一个国乐乐团这一较为微观的层面上被体现出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体现出国乐50余年来传承与发展的成果与其社会影响力的成长，是传统国乐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厚积薄发的一个缩影。

从单纯的传承者成长为国乐教育者、传播者，我们这一代即是这50余年来国乐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代，也是从中受益颇多、而相应地，责任颇大的一代。国乐这50余年发展的时代背景交织着多条线索，一方面是随着西化音乐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逐渐进入“深水区”，审美与适应性等较深层面的问题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社会对包括国乐在内的传统文化、本土文化的关注、需求不断提升、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入。国乐的发展在此期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助力，也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深入的问题。宏观来看，这是我国自近代被卷入全球化以来，中华民族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音乐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在这一背景下，当代中国国乐在处理起“传承”与“发展”这一组课题时，虽然逻辑上是有机统一的，而在表象上有时是复杂甚至是冲突的。在创新方面，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与实践，重奏、合奏、室内乐、族乐器等概念和形式被纷纷纳入到国乐教学体系中并在此次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示。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在理论方面和教学体系方面，西方音乐的影响仍占据主导地位，但越来越多的、具有实验性地、在更高层面上平等地统合起中西音乐元素来进行的艺术实践活动开始涌现。从对西方乐队形式上相对单向的参考、模仿、借鉴，到重新认识到自身音乐文化（如音律、音色等）的独特性。从偏重声学研究到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心理、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等人类学层面。我们越来越科学的认识到中西音乐各自的独特性与相对局限性。这种认识是我们在全人类文化视野下，体现自身价值、实现自身价值的认知基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过程实际上是从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发展到最终实现自身文化价值的过程。而要实现自身文化价值，就要先对其有清晰而确切的了解。在全人类文化格局的基础上，了解、把握自身文化价值，是我们进行创新的前提和总体逻辑依据。这样，创新才会具有持续性与延续性。而创新的成果也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半个世纪前，周总理从“民族特色”的角度出发提出倡议，中国音乐学院得以成立。五十余年的发展使中国音乐学院国乐人在传承中完成了深厚的技术积累、人才储备与学术积累。50余年后的今天，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宏观上为国乐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与新方向。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建立在盲目、狭隘的“文化优越感”上，而是在对自身文化客观而准确的了解基础上，对其自身价值与发展路径抱有坚定信心。

在下一个50年中，我想我们应该立足于更高层面的全人类的音乐文化格局上，统合起中、西方音乐的理论构架与实践路径，赋予“传承”与“发展”这一组永恒命题以新内容、新灵魂，为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一目标提供价值认知取向参考、奠定理论基础。